《商君书》境内原文及译文
译文 国家四境内的男女都在官府登记上了名字，新生的人就注上，死了的就注销。有爵位的人乞要无爵位的人做他的“庶子(仆人——录者注)”，第一级可以申请一个。没有军役的时候，庶子每月为其大夫服役六天。有军役的时候，根据实际情况役使庶子。军中爵位，从一级以下到小夫叫校徒、操士。
译文 严格执行君主的法令那么官府中当天的政务便不会拖延。执行法度公正,那么官吏中就没有邪恶之争发生。法度已经确定,君主就不应该用那些所谓仁义道德的空谈来破坏法度。委任那些在农战中有功劳的人,那么民众就少说空话;委任那些所谓的讲仁义道德的善良人,那么民众就多喜欢空谈。
王者之兵,胜而不骄,败而不怨。——战国商鞅《商君书·战法》译文:能够打胜仗的军队,胜利了也不骄傲,失败了也不埋怨。
(《商君书·算地》) 【译文】 刑罚是禁止奸邪的工具。赏赐是辅助刑罚的工具。 羞耻、侮辱、疲劳、痛苦是人民憎恶的对象。显贵、光荣、安逸、快乐是人民追求的对象。 如果国家的刑罚不是可以憎恶的东西,官爵、俸禄不是值得追求的东西,这就是亡国的预兆了。
修权 作者：商鞅 国之所以治者三：一日法，二日信，三日权。法者，君臣之所共操也;信者，君臣之所共立也;权者，君之所独制也，人主失守则危。君臣释法任私必乱。故立法明分，而不以私害法，则治。权制独断于君则威。民信其赏，则事功成;信其刑，则奸无端。
壹言 作者：商鞅 凡将立国，制度不可不察也，治法不可不慎也，国务不可不谨也，事本不可不抟也。制度时，则国俗可化，而民从制;治法明，则官无邪;国务壹，应用;事本抟，喜农而乐战。夫圣人之立法、化俗，而使民朝夕从事于农也，不可不变也。
商君书原文及译文
《商君书》原文：孝公平画，公孙鞅、甘龙、杜挚三大夫御于君。虑世事之变，讨正法之本，求使民之道。君曰：“代立不忘社稷，君之道也；错法务明主长，臣之行也。今吾欲变法以治，更礼以教百姓，恐天下之议我也。”公孙鞅曰：“臣闻之：‘疑行无成，疑事无功。
勿以事小而不为,勿以善小而为之的意思是不要认为事情很小就不去做,不要认为坏事很小就去做。 原文是:勿以恶小而为之,勿以善小而不为。
君臣 作者：商鞅 古者未有君臣、上下之时，民乱而不治。是以圣人列贵贱，制爵位，立名号，以别君臣上下之义。地广，民众，万物多，故分五官而守之。民众而奸邪生;故立法制、为度量以禁之。是故有君臣之义、五官之分、法制之禁，不可不慎也。
我对《商君书》有过研究,根据我的理解,我回答如下,如有不妥之处,请大家指出来。另外《商君书》是法家治国理论的根基,他的观点与传统的儒家完全不一样!
《商君书》 凡战法必本于政胜,则其民不争,不争则无以私意,以上为意。故王者之政,使民怯于邑斗,而勇于寇战。民习以力攻难,故轻死。
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赏析?
原文 常人安于故习,学者溺于所闻。 翻译 平常人总是拘守旧的习惯,学士们总是局限于自己的见闻。
人之欢忻生于利，伤于害。上因民之生也，为爵列以别之，分土地以养之，立官职以任之，明赏罚以齐之，起师旅以卫之，故民之亲上死制也。商君书译文：百姓的生活，要量入为出，权衡轻重，权衡利弊。明君谨慎地观察这三者，国家财政充足而百姓财富充裕。
卫鞅（1）亡魏入秦，孝公（2）以为相。封之于商（3），号曰商君。商君治秦，法令至行（4），公平无私，罚不讳（5）强大，赏不私亲近。法及太子，黥劓其傅（6）。期年之后，道不拾遗，民不妄取，兵革大强，诸侯畏惧。孝公行之八年，疾且不起，欲传于商君，辞不受。
原文：卫鞅亡魏入秦，孝公以为相，封之于商，号曰商君。商君治秦，法令至行，公平无私，罚不讳强大，赏不私亲近，法及太子，黥劓其傅。期年之后，道不拾遗，民不妄取，兵革大强，诸侯畏惧。然刻深寡恩，特以强服之耳。孝公行之八年，疾且不起，欲传商君，辞不受。
勉之以商君书意思
勉之，勉之！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惟贤惟德，能服於人。汝父德薄，勿效之。可读汉书、礼记，间暇历观诸子及六韬、商君书，益人意智。闻丞相为写申、韩、管子、六韬一通已毕，未送，道亡，可自更求闻达。
家给人足。民勇于公战，怯于私斗，乡邑大治。商鞅（约公元前395年－公元前338年），战国时期政治家、改革家、思想家，法家代表人物，卫国（今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梁庄镇）人，卫国国君的后裔，姬姓公孙氏，故又称卫鞅、公孙鞅。后因在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商于十五邑，号为商君，故称之为商鞅 。
“凡将立国,制度不可不察也”,其出处是《商君书》的《一言》篇。翻译成现代汉语,就是凡是要建立国家,制度问题是不能不明白的。
意思是：凡是追求最高道德的人都不去附和俗人的意见；成就伟大功业的人都不会去与众人商议。原文：臣闻之，疑事无功，疑行无名。今王即定负遗俗之虑，殆毋顾天下之议矣。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，成大功者不谋于众。昔舜舞有苗，而禹袒入裸国，非以养欲而乐志也，欲以论德而要功也。
商君书原文及译文
《商君书》原文：
孝公平画，公孙鞅、甘龙、杜挚三大夫御于君。虑世事之变，讨正法之本，求使民之道。
君曰：“代立不忘社稷，君之道也；错法务明主长，臣之行也。今吾欲变法以治，更礼以教百姓，恐天下之议我也。”
公孙鞅曰：“臣闻之：‘疑行无成，疑事无功。‘君亟定变法之虑，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。且夫有高人之行者，固见负于世；有独知之虑者，必见骜于民。语曰：’愚者暗于成事，知者见于未萌。民不可与虑始，而可与乐成。郭偃之法曰：‘论至德者不和于俗，成大功者不谋于众。’法者所以爱民也，礼者所以便事也。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，不法其故；苟可以利民，不循其礼。”
孝公曰：“善！”
甘龙曰：“不然。臣闻之：‘圣人不易民而教，知者不变法而治。’因民而教者，不劳而功成；据法而治者，吏习而民安。今若变法，不循秦国之故，更礼以教民，臣恐天下之议君，愿孰察之。”
公孙鞅曰：“子之所言，世俗之言也。夫常人安于故习，学者溺于所闻。此两者，所以居官而守法，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。三代不同礼而王，五霸不同法而霸。故知者作法，而愚者制焉；贤者更礼，而不肖者拘焉。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，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。君无疑矣。”
杜挚曰：“臣闻之：‘利不百，不变法；功不十，不易器’。臣闻：‘法古无过，循礼无邪。君其图之！’”
公孙鞅曰：“前世不同教，何古之法？帝王不相复，何礼之循？伏羲、神农，教而不诛；黄帝、尧、舜，诛而不怒；及至文、武，各当时而立法，因事而制礼。礼、法以时而定；制、令各顺其宜；兵甲器备，各便其用。臣故曰：治世不一道，便国不必法古。汤、武之王也，不脩古而兴；殷、夏之灭也，不易礼而亡。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，循礼者未足多是也。君无疑矣。”
孝公曰：“善！吾闻穷巷多怪，曲学多辩。愚者之笑，智者哀焉；狂夫之乐，贤者丧焉。拘世以议，寡人不之疑矣。”
于是遂出垦草令。
《商君书》译文：
这是法家思想的精髓。《更法》篇详细记述了商鞅与甘龙、杜挚在秦孝公面前争论变法的问题。
针对秦孝公怕变更法度、改革礼制受天下人非议的想法，商鞅说：“行动迟疑就不会有名，做事犹豫就不会成功。我劝君王还是赶快下决心变更法度吧，不要怕别人的批评议论。法度是爱护人民的，礼制是利于国事的。
所以圣人治国，只要能使国家强盛，就不必沿用旧的法度；只要有利于人民，就不必遵守旧的礼制。”针对甘龙“因袭人民的旧礼俗去施行教化，不费什么事就能成功。依据旧法度治理国家，官吏既很熟悉，人民也能相安”的说法，商鞅说：“这都是俗人的言论。”
夏、商、周三代的礼制不同，而都成就了王业；春秋时五霸的法度也不同，而都成就了霸业。所以聪明的人创造法度，而愚昧的人受法度的制裁；贤人改革礼制，而庸人受礼制的约束。我们不能和受礼制约束的人商讨大事，不能和法度制裁的人计议变法。
针对杜挚“效法古人就没有错误，遵守旧礼就没有奸邪”的说法，商鞅说：“古代的政教不同，我们效法哪个古人？帝王不相因袭，我们拘守谁的礼制？礼制、法度要随着时代而制定，命令要符合实际的需要。所以我说，治理人民，并非一个方法；为国家谋利益，不必效法古人。”
“三代不同礼而王，五霸不同法而霸”，“治世不一道，便国不必法古”成为商鞅倡导变法的名言。《开塞》篇从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入手，论证了战国末年只能实行法治，才是唯一可行的治国道路。“圣人不法古，不修今。法古则后于时，修今则塞于势”。从而说明只有变法革新，才能使国家富强兴盛。
此文出自战国时期法家学派商鞅。
创作背景：
《商君书》论述了“强国弱民”。例如：《商君书》中有“民弱国强，国强民弱。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。朴则强，淫则弱。弱则轨，淫则越志。弱则有用，越志则强。故曰：以强去强者，弱；以弱去强者，强。”能够战胜强敌、称霸天下的国家，必须控制本国的人民，使之成为“弱民”，而不是“淫民”。
商鞅认为国家的强势和人民的强势是对立的。只有使人民顺从法律、朴实忠厚，人民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国家和君主，这样国家才会容易治理，君主的地位才会牢固。但是，不要把“弱民”理解成“愚民”。
《商君书》中认为人性本恶，必须承认人之恶性，治理国家要以恶治善才能使国家强大。《商君书》中主张重刑轻赏，他认为加重刑罚，减少奖赏，是君主爱护民众，民众就会拼命争夺奖赏；增加奖赏，减轻刑罚，是君主不爱护民众，民众就不会为奖赏而拼死奋斗。
